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节选）
多维新闻社17日电：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曾任周恩来、邓小平外交顾问的李慎之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国庆时写下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在北京高层引起很大震动，经多维新闻社转发后已在海外引起热烈反响。多维新闻社日前又获得一位学者新近对李慎之先生的访谈录，由多维新闻社独家分期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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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说中国有十三亿人，但是至少其中五亿人是这二十五年中才出生的青少年。他们会有多少传统思想呢？
答：他们诚然年纪不大，但是他们都生活在弥漫著传统文化的环境中。我想你可能会说是语境，我是不赞成这些新词儿的，可见我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再说这五亿人吧，他们从小耳濡目染，思想不可能不受传统影响，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死人拉住活人。
问：可是我看我们一代人，比你刚才说的那五亿人年纪还大，都很新潮，从外表上几乎已经看不出受到什么旧文化的影响了。
答：“从外表上看”，你说的和看到的的确是事实。不但你们这一代，就看我这个年近八十的老头儿，身上穿的，家里用的，除了读书写字还是方块字，吃饭还改不了吃中国饭菜的习惯外，还有哪一点儿是传统的东西？这都是一百年来逐步现代化的结果。所以传统是会变的，变了的就不是传统，而成了新统了，成了已经现代化的东西了。
但是中国人变的东西虽然不少，甚至数不胜数，但是在最基本的精神上却变得微乎其微，甚至可说原封不动，它就是专制主义。这还是用一个名词说，如果一分为二地说，就是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中国人的深层心理，很少能逃脱这个合二而一的结构的。鲁迅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刻画出了阿Q这个人物。
阿Q明明是奴隶，可又老是想当主子，而且又确实风光过几天，于是大发其主子的威风。很少中国人没有阿Q相，我就不敢说自己没有，恐怕还很多。要脱掉阿Q相，只有充分建立现代公民意识。没有现代公民意识，当然也就看不清自己和别人身上的阿Q相。当然，任何人只要坚持表里如一的良知，也可以发现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或者两者混合的阿Q相，充塞在我们周围，也表现在我们自己身上。不过单靠自己是很难做到的。要发现自身的不足与缺点，一般还是要有外面世界的比较和刺激。直白说一句，中国为什么要现代化，就是为了中国人都能做一个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现代化的人。这即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我们搞现代化，大体上算搞了一个世纪了吧！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成功，最大的障碍就是专制主义的传统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百年中还变本加厉，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全面专政”，是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达到的。改革开放以来，是有所变化，有很大变化，但是还不能说已有根本改变。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改变专政主义。只有清除专制主义，中国才能现代化。
问：既然专制主义的问题有这么严重，那就请你专门谈谈它的由来吧！
答：专制主义在中国，从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自称皇帝算起，已经有两千两百年的历史了。这个历史比许多大宗教(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历史都长，所以他对全体中国人的影响可称“浃骨沦髓”，用林彪的话来说，就是“刻印在脑海里，溶化在血液中”，要破旧立新，就像脱胎换骨那样不容易。
中国，大概如世人公认的那样，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但是确实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国家，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专制主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百年来固然不少，我却还要举陈寅恪的一段话来作最简洁的说明。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 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对于主宰了中国人精神的三纲六纪，我还要引用中国近代第一位“儒学名臣”曾国藩在他家书里的话再作进一步说明。他说：“罗婿性情可虑，然此亦无可如何之事。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尔当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从这段引语，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专制主义有何等严密、何等厉害。
问：你说的固然是历史事实，但是我们今天的实际生活毕竟已经大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谁也不懂什么叫三纲六纪。谁也不知道李煜、刘秀是什么样子，郦寄、鲍叔是什么人了。
答：问题的严重性正是在这里。就是我上面已经说过的，虽然许多枝节的东西都已改了，不存在了，但是老根依然，人们习焉不察，反而丧失了警惕性。我上面说过专制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首先是一种政治思想。所以即使在古代，三纲虽然是贯通的，却是不平等的。君为臣纲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人在三纲六纪这张天罗地网中，他不可能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方。比如一个没有父母妻子的单身汉就有这样的可能，但是他无论如何离不开这个国家，不能不受政府的管。曾国藩给儿子写上面引的那封信的时候，他本人已经是一个大家长，而且功盖天下、位极人臣，在一般的人际关系里，他只能是许多别人的“天”。可以设想，他服官几十年，要碰到许多“无可如何之事”，然而除了“服劳忍气”而外，还是只能“无可如何”。
因此，中国的专制主义说到底是一种政治文化，是管到一切人，谁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一种意识形态。千万不要把一切都以为是过去了的事。我是辛亥革命以后几十年才出生的。小的时候就知道皇帝已经推翻，专制主义已成为历史了。但是到上中学大学的时候才知道，中国实行的还是法西斯独裁，生活真是憋得慌，于是参加革命，而且年纪轻轻就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不料，又碰上了实行“全面专政”的文化大革命。那时节，真是不敢有“片语违忤”。战战兢兢地、认认真真地编假话、讲谎话，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两面派。那是一个“人”的生活吗？我们这样年纪的人，看见你们这样年纪的人都感到人格有愧，抬不起头来。不过，客气地说，你们这一代人，其实也不怎么样。与其说没有说假话，不如说是说了假话而没有自觉而已。中国的大环境没有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奴性“基因”不可能不通过我们这一代人而传到你们这一代人身上。
问：我想你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回去一定好好反省。现在请你谈谈中国的专制主义是怎么形成的呢？
答：依照现代人的知识，专制主义其实什么民族、什么国家都有过，要不然，洋文里面怎么会有tyrany,authoritarianism,despotism,totalitarianism,absolutism……这么多词儿呢？专制主义之所以产生无非是为了抬高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为了强制维持社会秩序。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只是它的范围特别广，权力特别大，历史特别长，根子特别深，生命力特别强而已。
我把中国的专制主义定义为从秦始皇开始，因为秦始皇以前的中国先是宗法社会，后来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虽然也有专制的味道，比如秦以前的周朝也有“王”，也称“天子”，但是他只是诸侯“共主”，用现在的话说，只是各部族联盟的头子。他对各诸侯国的控制力是有限的，因此生活要宽松的多。中国的许多学派就都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也只有那个时代才会有。
你一定会奇怪，你们在教科书上学到的都是说中国的封建社会从秦开始，为什么我偏偏说是秦始皇结束了封建主义呢？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奇谈怪论。五十多年前受教育的人都知道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以后就不是什么封建社会了。胡适就说过五四不是反封建的，因为封建在两千年前就不存在了。你看鲁迅的书，你要找他“反封建”的字样，也是找不到的。这是那时候全中国人的常识，现在教科书上说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其实不赞成的人是很多的。
我也写过文章辨其是非。不过，积重难返，我辈人微言轻，胳膊拧不过大腿而已。这种一道同风的说法，正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今天没有时间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只好留待以后再谈。
问：我现在已经渐渐能体会到你说的专制主义的厉害了。那么这个专制主义又是靠什么理论体系维持的呢？
答：无非是儒法两家。这两家的资格都比秦始皇要老。
中国历来都以儒家为中国政治学术的正宗，其实这种说法有些偏颇。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这个大帝国，确立中国专制皇权的人。他就是完全用法家的理论建国治国的人，继起的历朝历代，对秦的那一套，斟酌损益则有之，然而并无根本的改动。所以，李卓吾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也说“百代皆行秦政制”。这都是完全合乎历史事实的。秦始皇从他的祖上起，即以法家思想施政。秦政苛暴，二世而亡。享国(从统一算起)才十五年。汉承秦制，可是到汉文帝时，贾谊发表《过秦论》就批评秦“仁义不施”；到汉武帝时，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朝历代都尊崇儒学，孔子也一直被追尊追封，直到“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而法家则自秦以后即不得其传，没有一个学统，道统亦隐而不见。
于是形成一种成见，认为儒学是中国学术的正统。其实，法家的思想早已溶化于“百代皆行”的“秦政制”中而千古不能废了。以至北宋的苏东坡都说，“读书万卷不学律，致君泽民总无术。”“儒主礼乐而法崇刑赏”，儒家的作用不过是替法家不加掩饰的专制主义为之“节文”，为之修饰，使之增加一点“仁义”，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已。所以自古到今，中国都有“儒表法里”，“内儒外法”，或“阳儒阴法”的说法，实在是不错的。南宋的儒学领袖朱熹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只能慨叹： “(从孔子算起)千五百年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总之是，儒法互用构成了中国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贯穿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教礼俗”之中。
道家、佛氏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或精神生活，对文学艺术虽然有很大影响，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对老百姓的恐惧和祈福心理有更大的影响，但是对全社会的“政教礼俗”而言，两者与儒法交融的实际主宰作用，是根本无法相比的。至于号称“中国唯一本土宗教”的道教，则不过是中国专制主义的现实世界在宗教上的反映而已。
我还要强调一下，决定“政教礼俗”的在西方叫“ideology”，翻译过来就是意识形态。另外中间这个“教”字，比现代的所谓“教育”要广泛得多，是对全社会的“教化”。
问：你上面说的十分简单明白，是我过去没有听说过的，我还要深入地思索。你谈到中国的专制主义的时候，用了几个“特别”，能请你谈一谈这是什么意思吗？
答：首先，中国专制主义的鼻祖秦始皇虽然笃信“仁义惠爱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可以治国“的法家学说，但是后世的专制主义却要依靠儒家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儒家的三纲以子女对父母的亲情为出发点，所谓”孝弟，其仁之本与欤“；再转到忠君上所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再转到“天”的头上，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诸于天”。这样就有了神圣的、绝对的意味，只能顺从，不能违抗了。
这个看法也不是我发明的，当代大学者陈寅恪在七十年前就指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这方面的资料实在太多，可惜我年老昏聩，已经没有力气来收集，来做条理化、系统化的工作了，只有靠你们这一代继续努力了。
总之，这就是所谓中国的“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
政治与伦理二者交相纠结不可分拆，就完全管住了中国人的精神，以至灵魂。正因为这样，皇权是绝对的，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西洋人主张的对权力要有制约与平衡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中国古代当然也有个别的“有道明君”，肯听臣下的谏诤，但是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别人是无权强制的。就是能欺侮皇帝的权臣如霍光，宦官如魏忠贤，也要“挟天子”才能“令诸侯”。
近代的中国人引进了主权的概念，以为主权是绝对的，但是在皇帝的时代，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定义，皇权不但可以到处伸张，而且打了败仗，放弃一块土地，臣下也无话可说，整个国家就完全等于皇帝的私产，这才是绝对的个人专权。
我对外国的东西知道很少，但是也还知道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世界都有一个上帝或阿拉，它的权力才是绝对的，人世的帝王的权力至少要受到上帝或者上帝的仆人—-教会的制约，所以它们都比不了中国的皇帝。为了加强绝对皇权，中国专制主义还有一个传统是“神道设教”。当然最古老的传统是把皇帝叫做天子，并且制造各种理论说明其权力直接来自于天。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可以算得是十分精微奥妙的理论。一般地说，凡是想当皇帝的都有各种“瑞应”，如陈胜吴广篝灯狐火，是较早的；如清肇祖布库里雍顺传说是其母吞神鸟衔来的朱果而生，可称是较近的。总之，凡是皇帝都不是凡人，而是神人。就是皇帝这个名号，也是至高无上的，是远古未有而是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令臣下议定，“以称成功”的。臣下贵为丞相，向皇帝打报告，开头都要说是“昧死上言”，结尾都要说是“死罪死罪”。这些都可以看出皇帝有何等尊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还经常有“罪该万死”这样的说法，你能不承认传统的威力吗？
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又一个特点是“大一统”。这个词儿来源于儒家的《春秋公羊传》，据解释就是要“六合同风，九州共贡”。这种思想也许有助于中国成为第一大民族，第一大国，虽然历来完成中国的大一统与扩大中国疆域的往往是统一和统治中国北方的蛮族。不过他们后来大多又变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满州)，有的甚至完全融入汉人的主体(如辽、金)。但是，中国人虽然自以为“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其实眼光并不出于东亚，虽然有今人艳称的丝绸之路，其实对南亚、西亚，以至欧洲了解极少，更不用说非洲、美洲了。实际上仍然是“关起门来做皇帝”。这种无知，一直到鸦片战争才打破。于是而大惊失色，然而心理调整过程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皇帝是“首出庶务”的人，他要统治广大的国土上众多的臣民，当然要靠一批管理人员，这批人又必须分成严格的等级，住房、服色。。。。一切的一切都有严格的区分。最下面的老百姓，抬头向上看，只见一级一级的阶梯，到万岁爷已经在云端里了。这对确立皇帝的威势是十分重要的。前几天看见报上说，等级意识已污染到了小学生当班长、组长的心理。要知道这也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留下来的历史包袱的一部分。在封建时代，人当然也是分等级的，但是决没有专制主义分得细，分得严。至于什伍连坐，把老百姓管得死死的，也是从秦就开始，一直到近代的保甲制度，都是源远流长。这些都是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
还有，中国专制主义极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在1840年以前，本来无所谓民族主义，爱国就是忠君，忠君就是爱国，实际上只是国家主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有民族主义的概念了。1898年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梁和谭嗣同等人，既可说是民主派，也可说是有远见的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两年以后高举“扶清灭洋”大旗的义和团就是盲目愚昧而又疯狂的民族主义者了。
他们忠君，反而害了皇上；爱国，反而误了国家。这是因为中国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一方面又有向之学习的必要。反抗与学习的双重关系是很不容易摆平的。再近一点，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也是以“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来掩盖他的专制政策的。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可以说已根本改观，但是过去的教训仍要牢牢记取，特别要警惕民族主义变为国家主义。在这个世纪结束之时，别忘了这个世纪在中国是以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开头的。
基于同样的理由，专制主义也特别善于利用集体主义为自己张目。“大公无私”，“为集体而牺牲个人”，“斗私批修”，历来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专制主义就正好利用之来压制个人自由。这也是中国历史的教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怎样才能摆正？除了五四时期有一些可贵的讨论之外，其它的时候好象都没有被人当成一个问题，其实这恰好是现代化过程中要深刻研究的第一个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