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暴力
有读者朋友来信，关心我在台湾政治大学教书的课程内容。首先我要谢谢你们的关心，其次我可能要抱歉地说，我不可能把每节课的内容，都一一报告。但是我可以介绍一下我开设这门课程—两岸1950年代国家暴力对比研究—主要想阐明的观点，作为与读者的交流。我主要关心的议题，就是暴力，或者说，国家暴力。
回顾已经成为过去的２０世纪，我们离不开三个关键词：暴力，恐惧，以及极权主义。历史是连续的，今天回头去看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也许可以让我们更为小心今天的现实。那么，关于暴力，恐惧和极权主义，我们能说什么呢？
在极权统治可以得到维护的时代, 暴力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谋生方式以及解决任何问题的最有效手段。这是过去我们关注暴力问题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暴力产生的恐惧因而无所不在：恐惧同事之间的怀疑，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他人的谎言，恐惧被什么机构盯住，恐惧言论收到控制。我们用这样的内化的恐惧来自我监控，由此实现了极权政治最终的监控；在每个人的心灵中建立了有效的监狱。没有这样的文化和群体心理的基础, 仅仅是政治上的残暴是不足以建立国家暴力的。换句话说，恐惧是国家暴力的基础，没有恐惧就没有暴力，暴力能够有效就是因为它施加的对象心中存有恐惧。
已往对暴力的研究，深入发掘暴力与恐惧的关系的不多。其实，恐惧是暴力问题的核心，离开对恐惧的理解，就不可能理解暴力。回顾极权主义的历史，我们必须看到：极权制度是有群众基础的，而这种基础来自于群众心理。因此，极权制度是随时可以再出现的。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其个体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因为个体死亡意味着生命不再能够延续，而信仰和宗教就是试图延续人的生命。所以为了克服恐惧，很多人选择了宗教。但是，在政治压倒宗教的地方，由于信仰被垄断，个人的恐惧因而更难以被克服。这就是极权更有威力的文化因素。
我们更要注意到的是，暴力不仅仅是机制的工具而已，它本身就是一种机制或者机制的一部分。过去对极权主义的定义，忽略了暴力的成分和特点。或者只是将暴力当成极权的手段。其实，阿伦特已经指出，暴力本身就是极权的本质内容。Stephen Cowtois在《共产主义黑皮书》序言中也说：“（共产国家）把镇压当成制度，并在某些阵发的阶段将恐怖上升为一种统治方式。” 而制造出恐惧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因此，对于暴力的理解必须扩大，不能局限于国家机器对于武力的行使。武力，比如，限制出狱政治犯的工作选择权的法律，也是一种国家暴力。因此，大规模政治运动和覆盖全社会的宣传也是一种国家暴力。这些属于先发制人的恐怖行为，是极权主义的特殊的统治方式。过去的研究对于国家暴力的先发制人的特点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这些昏暗的结论其实也带给我们光明。因为既然恐惧是暴力和极权主义的支柱，那么，抛弃恐惧，真实面对自己和社会，不让恐惧成为“皇帝的新衣”，就是战胜暴力，战胜极权主义的法宝。
关于国家暴力（王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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