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全文-中）
在列宁逝世后，我们党的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否被遵守了呢？
如果说，在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内，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多少还正常召开的话，那么，来当斯大林开始愈加滥用职权的时候，这些原则就被粗暴地破坏了。这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十五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经过了十三年，在这一时期内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坚决要求党对在卫国战争时的国防问题以及战年代和平建设问题作出决议。此外，甚至在战争结束七年多也未召开代表大会。难道可以认为这是正常的吗？中央全会几乎也未召开过。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即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中，事实上未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的确，1941 年10 月曾想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们特地从全国各地被召致莫斯科。他们等候全会开会等了两天，但没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见面谈话。这一事实说明，在战争头几个月内斯大林灰心丧气到了何种地步，它也说明，斯大林对待中央委员们又是怎样的傲慢和轻侮。
这一事实表明，斯大林无视党的生活准则，践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斯大林对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 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充分暴露出来了。中央委员会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说明对党的干部施以粗暴专横的事实后，组织了一个中央主席团领导下的委员会，责成它详细地调查，对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的正式和候补委员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
委员会调阅了人民内务委员会档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是阅了许多伪造的、虚假的控诉，不能容忍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它曾使许多无辜的人牺牲了。它查明，1937-1938年被控为“敌人” 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是敌人、特务和破坏者，而是一贯正直的共产党人，他们只是遭尽诬陷，有时不能忍受兽性的折磨而自己给自己加上了（在伪造件的审判员的授意下）各种各样严重而不可思议的罪名。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供了大量关于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材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了这个材料。
经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 年）的有98人，即70％。（全场群情激动）。
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道，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即在1920年前参加党的。从社会出身来说，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占有表决权的代表60％）。所以，由这样成份的党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居然是党的敌人，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仅仅由于正直的共产党人被诬陷，加上了伪造的控告，以至极端破坏了革命的法制，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竟有70％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
遭到这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 1108 人。仅这一事实说明，如现在已查明的，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参加者被控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荒谬、野蛮和违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场群情激动）。
应该指出，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作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代表大会代表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之中许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上 ，为党的事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们英勇地同敌人搏斗，他们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险，但从未动摇过，怎么能够相信，在政治上粉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右派分子之，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之后的时期内，这样的人竟变成了“两面派”并参加了社会主义敌人的阵营？
这是斯大林滥用职权所造成的。斯大林开始对党的干部实行大规模的恐怖。为什么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的恐怖会加剧了呢？因为斯大林在这个时期已经站在党和人民之上他完全不顾及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了。如果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前他还考虑集体的意见，而在政治上完全粉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分子，当这一斗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果达到了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的时候，斯大林更加不顾及中央委员会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了。
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他的地位。在基洛夫同志被惨害，开始了大规模的恐怖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违反。1934 年12 月1日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 这仅在两天之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1 、侦讯机关 加速审理策或进行恐怖行为的案件。“2 、司法机关 不要因该类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请而推迟执行死刑的判决，因为苏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不可能受理这类申请。“3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机关 在法庭作出死刑判决对上述类别的罪犯立即执行。” 一决议被作为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据。在许多伪造的审讯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恐怖行为的罪名，这就剥夺了重审案情的可能，即便他们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供词”出于被迫，并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控告，情况也是这样。
应该说与暗害基洛夫有关的情况，至今还有许多令人费解、莫名奇妙的地方，需要仔细地加以调查。有根据可以这样想，杀害基洛夫的凶手 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卫基洛夫的人们之中的某个人的帮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个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行迹可疑而被捕，但又被释放，甚至未加搜查，更可疑的是，当派在基洛夫处的保卫人员于1934 年12月2 日被送去受审时，在汽车“失事”时死去了，但与他同车的人却没有受伤。基洛夫被害，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
导人员只受到非常轻微的处分，但在1937 年却又被枪决。可以想象，所以把他们枪决是为了掩盖谋杀基洛夫的组织者的痕迹（会场骚动）
在斯大林、日丹诺夫1936年9月25日从索契打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以后，1936 年底起大规模的镇压便大大加强了。该电报中称∶“我们认为，十分必要紧急地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哥达在揭发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出不能胜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破获此案件延误了4 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党的干部以及内务部多数州的代表都持这种意见。”严格说来，我们应当了解斯大林从未和党的干部见过面，因此他们的意见他是无从知道的。在实行大规模镇压时，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即“内务人民委员会延误了4 年”，以及必须“弥补”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进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施行大规模逮捕和枪杀。不得不指出1937 年联共（布）中央2月至8月的全会被迫接受了这一论断。全会根据叶若夫关于“破坏者、暗杀者和日本、德国 托洛茨基特务活动的教训”报告，通过了的决议称∶“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在调查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总部及其同谋者的案件过程中所查明的事实表明，在揭发人民最险恶的敌人中，内务人民委员会至少耽误了4 年。”
大规模镇压当时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帜下进行的。实际上当时托洛茨基分子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有否这性的危险？应该指出，在1927年，即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投票赞成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只有4000 人，而赞成党的路线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至中央2 3 月全会的十年内，托洛茨基主义已被完全粉碎，许多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工作著。显然，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在国内实行大规模恐怖是没有根据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 3 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著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并且说，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事实上，列宁说，之所以必需采用革命暴力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也指剥削阶级还存在并且强大的时期。当国内政治情况好转，在1930年1 月红军夺取了罗斯托夫，并取得了对邓尼金的胜利之后，列宁即指示捷尔任斯基取消大规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宁在1920 年2月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是这样来明维埃政权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恐怖手段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是在世界列
强毫无忌惮地以其兵团侵犯我们的时候，如果对这些军官和白党的企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我们连两天也支持不了，而这就是恐怖手段，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加给我们的。但当我们还在战争结束以前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在罗斯托夫刚一占领，我们就拒绝实行死刑。这表明，我们是照著我们所承诺的来对待自己的纲领的。我们说，采用暴力是由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的任务而引起的。当这一切解决之，我们即放弃任何的非常方法。我们在事实上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背离了列宁这些直接明了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国内一切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采用非常办法实行大规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据的时候，斯大林却要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去实行大规模恐怖。这种恐怖手段事实上不只用来反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他们被加上了虚假、诬陷、荒唐的“两面派”、“特务分子”、“破坏分子”等帽子，说他们策划某种臆想的“阴谋”活动。
在党中央23届全会（1937 年）上，许多中央委员的发言，实际上表示了怀疑在同“两面派”斗争掩盖下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正确性。这些怀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发言中表现得最明显。他说∶“我是这样考虑的，经过了激烈斗争的年代，腐化了的党员已经身败名裂或投向了敌人，健康的党员为党的事业进行了斗争。这是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年代。我怎么也未想到，在这激烈斗争年代之后，卡尔波夫和类似他的人会投奔敌人的阵营。但根据所述情况，似乎卡尔波夫从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我个人认为，在1931 年一个 正直的共产党员为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曾同敌人作过长期的艰难的斗争，现在竟然加入了敌对阵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不相信这点┅┅ 我不能设想，和党一起渡过了艰难年代的人怎么会在1934 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这真是奇事┅┅ ”（全场骚动）
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被愈多的论断以及中央23届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就被人加以利用，这就是钻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无耻的野心家，他们开始以保卫党的名义对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普通的联公民实行大规模恐怖。只指出一点就足以说明，被诬告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数在1937年较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大家知道，粗暴专横也涉及到党的领导人员。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根据第十二次党代会阐述的各项列宁主义原则而制订的。这个党章规定，凡需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必须召开中央全会，并邀请所有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列席”，只有在这种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数认为必需这样做，才能将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开除出党。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并在1937-1938 年受逮捕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被开除了党籍，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违犯了党章，因为关于开除他们的问题从未在中央全会讨论过。在调查了某些所谓“特务”和“破坏者”案件，现已查明，这些案件全系伪造。许多被捕者的供词以及从事敌对活动的指控都是用惨无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正如当时政治局委员们告知我们的，斯大林当时并未把一些被诬告的政治家的许多声明散发给大家看，这些政治家否认了自己的军事审判庭上的供词，要求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客观的调查。这样的声明很多，斯大林毫无疑问是知道这些声明的。中央委员们认为有必要向代表大会报告许许多多这类对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所伪造的案件。无耻挑拨，恶意伪造、罪恶破坏革命法制的例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1905 年的党员埃赫同志的案件。（全场激动）
埃赫同志在1938 年3月29日根据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经联最高检查官的批准，只是在逮捕后15个月才交检查官受理。对埃赫案件的调查是在粗暴歪曲苏维埃法制。独断专行和伪造的情况下进行的。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审讯记录诬告埃赫及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有反苏维埃的活动。1939 年10 月1 日埃赫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过，要求调查他的案件。他在声明中写道∶“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中。”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给斯大林的第二份声明也保存著，声明依据事实坚决驳斥对他的诬告，他指出这些诽谤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干的，因为他作为西部西伯利亚边区党委第一书记曾批过逮捕他们的命令，他们阴谋报复他，另一方面这也是检查官伪造材料的结果。
埃赫在声明中写道∶“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并允许我看有关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那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被指诉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卑鄙的影子从未有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犯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在调查我的案子时，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仅荒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对联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员会议的诬蔑，因为在这些交代里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议的一些正确决议被说成是根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而这些决议不是采纳我的意见，甚至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通过的┅┅“现在我来谈我生命中最可耻的一页，也是我在党和您面前真正的罪过，就是我承认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经受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使用的严刑和虐待，特别是乌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还没有愈合之机，让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逼著我诬告自己和别人。“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记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西伯利亚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实加到自己头上。如果发现由乌沙科夫的和我签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处，他们就逼著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签字。例如∶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样做的，开始叫我把他写进‘备中心’，但都没有告诉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所谓1935 年布哈林建立的‘备中心’并由他担任主席问题上。我开始时写上我是主席，但来他们建议写上梅日拉马克，还有许多其它类似情况“我请求并恳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查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它象毒蛇一样把许多人缠住了，其中也有因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诬告造成的后果。对您和党我始终没有叛变过。我知道，我是因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了反对我的卑鄙和丑恶的阴谋而将要牺牲。”
按理说，这样重要的声明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但并未这样做。声明书送给了贝利亚，对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的严刑仍继续著。1940年2月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认自己有罪，并作了如下声明∶“在所有我的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除去审讯记录下面我被迫的签字。口供是在检查员压力下招出的，他从逮捕我后就开始毒打我。之后我就开始写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对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党和斯大林说，我没有罪。我从未参加任何阴谋活动。我带著对党政策正确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样。”2月4日埃赫被枪决了。（全场激动）现已无可争辩地查明，埃赫案件纯属伪造，他已得到昭雪。
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党员，沙皇时代蹲过10 年劳工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著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表明自己和那些别人供出的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 卢祖塔克的这一声明并没有受到注意，尽管卢祖塔克是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而根据列宁的想法，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党的团结而建立的。这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党的机构的主席就成了粗暴专横的牺牲品。他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来，斯大林不和他谈话。他在二十分钟之内就判了罪，然后就被枪毙了。（群情激动）1955 年进行了仔细调查，确定卢祖塔克被控事件是捏造的，根据造谣中伤的材料把他判了罪，卢祖塔克已被昭雪。
从罗布森鲁姆（1906 年党员，1937 年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局逮捕）的口供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如何用挑拨方法制造出各种“反 中心”和“集团”。1955年检查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审判员科马罗夫案件时，罗布森鲁姆谈到下列事实∶1937年被捕时，他遭到严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取关于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假口供。后来把他带到扎科夫斯基的办公室，者表示只要他在法庭中就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所捏造的“关于列宁格勒暗害、间谍、破坏、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释放他。（全场激动）扎科夫斯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厚颜无耻的态度说穿了故意制造的“反阴谋”的卑鄙“把戏”。
罗布森鲁姆说∶“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现了建立个这中心及其分部设想的种方案┅┅在向我介绍了这些方案以，扎科夫斯基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筹备有关这个中心的案件，而且审讯将是公开的。将来受审判的是中心的头目，共四五人∶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个分部审判2 、3 人┅┅关于列宁格勒中心的案件应该搞得象个样子，这里人起决定作用。同样重要的是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是过去的地位）和党龄。扎科夫斯基说∶什都用不著你自己去编，内务部会为你备好底稿，每个分部分开交代，你的任务是把底稿背下来，记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一案件可能要备3 、4 个月，也可能半年，在这期间你就好好备，不要使审讯人员和自己下不了台。 审讯的过程和结果将决定你今的命运。害怕了或说错了，只能怪自己。经受住了，你的脑袋可以保下来，将来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全场骚动）
在这里面，伪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制造卑鄙事件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获”了所谓“乌拉尔起义总部”，是一个由右翼分子、托派、社会革命党、教会人士组成的集团，据说由党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卡巴科夫（1914 年党员）领导。根据当时的各种口供材料来看，几乎在所有的边区、州和共和国里都有过所谓“右翼托洛茨基派、间谍、恐怖、破坏、暗杀组织和中心”，而这些“组织”和“中心”不知道为什都是由各州委、边区委或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来领导。（全场骚动）
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伪造“案件”，其结果使人们相信了各种诽谤的“供词”，加上大肆强迫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致使数千名正直的、清白的共产党员就此牺牲。对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 柯秀尔、邱巴尔、波斯蒂舍夫、萨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样方式捏造了种种“案件”。在这些年代里，大规模进行了没有根据的镇压，使党的干部遭受了重大损失。最恶劣的做法是要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拟定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名单时，事先就定了这些人的刑罚。名单由叶若夫交给斯大林本人审批预定的惩处办法。1937 年到1938 年共有383 份名单交给斯大林，涉及数千名党的、维埃的、共青团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他的批。大部分这些案件现都在重新审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无根据的案件，因而宣告无效。仅举一例足以说明，即自1954 年到现在，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已经恢复了7679 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大量逮捕党的、维埃的、经济的、军事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国家，给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招致了重大的损失。大规模镇压消极地影响了党的政治和精神状态，产生了不确定感，使病态的怀疑得以蔓延，在共产党员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各色诽谤家和野心家都积极活动起来了。1938 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使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复原。但厂泛的镇压在1938 年仍继续著。仅仅因为我党具有伟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经受住1937 年到1938 年种种困难事件，培养了新干部。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由于1937 年到1938 年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镇压，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国防上的备就会实现得更加顺利一些。我们控诉叶若夫毒化了1937 年，我们的控诉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叶若夫不通过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尔吗？关于这个问题是否交换过意见？是否有政治局的决定？不，没有过，正如其他案件一样没有过的。难道叶若夫能够决定诸如著名党的活动家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吗？不能，如果以为这只是叶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显，这些案件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指示，没有他的批准，叶若夫是不能够做的。
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些案件，恢复了阿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萨列夫和其他人的名誉。有什理由来逮捕他们和判决他们呢？经过对材料的研究，明明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未经检察官的批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在斯大林决定一切的时候，还要什批？在这些案件中他是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给予了许可，而且根据自己的倡议发出逮捕的指示。关于这些都是应该说出来的，以便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明确了解，使你们能作正确的估计并得出相应的结论。事实表明∶许多滥用职权的事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不顾党的原则和苏维埃法制。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会看著一个人说∶“你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你今天为什么扭转头去，不敢正眼看我？”病态的疑心使他不加区别地对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认识多年的党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由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严酷专横，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压制了人。过去形成了这种情况，使人们没有可能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当斯大林说某人应该逮捕，就应该相信他已是“人民敌人”，在国家保安机关中为非作歹的贝利亚匪帮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来明被逮捕者的罪行和他们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确性。拿出的证据是什么呢？被逮捕者的招供。审判员就相信这些“招供”，并以此为据。怎么使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严刑逼供的办法，严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觉，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严。如此这般，“供词”即到手了。
1939 年当大规模的镇压浪潮开始缓和下来时，当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开始责备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被逮捕者实行逼供的时候，斯大林在1939 年1 月10 日向州委、边区委、共和国中央、内务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各局局长发出了一份密电，内容如下∶“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体罚是从1937 年起经联共（布）中央允许的。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其方式无奇不有。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顽固特务，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的凶恶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体罚方式今还必须使用，是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的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作为例外情况而使用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式。” 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坏维埃法制，对一些无辜的人实行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事，是由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
不久前，就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天，我们党中央主席团开会时，把当时审讯柯秀尔、邱巴尔和柯萨列夫的审讯员罗多斯叫来审问。这是一个无用的鼠目寸光的人，一个道德堕落的败类。就是这个人，他决定了党的活动家的命运，并且也决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因为他明他们有罪的，也同时提供了作出重大政治结论的材材。 请问，难道这样一个人的智力就能领导审讯工作，去明象柯秀尔这样的人物有罪吗？不能，他如果没有相应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告诉我，说柯秀尔和邱巴尔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作为一个审讯人员，就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敌人。”（群情激动）
他只能通过长期的拷打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接到贝利亚具体指示下，他就这么干了。应该说明，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罗多斯无耻地说∶“我认为我执行了党的命令。”斯大林关于对被捕者采用逼供办法的指示，就是这样实践贯彻的。这些和许多类似的情况说明，党正确地决定问题的一切则都被破坏了，一切都服从了一个人的专横。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严重恶果。假使拿我们的许多长篇小说、电影、历史、“学术研究论文”来看，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写得荒唐透顶。斯大林能预见一切，根据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战略计划我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 ，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国人让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役。我军实行了这种战斗，而且仅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这才转入进攻，消灭了敌人。苏联武装力量，我们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就在这类小说、电影和“学 研究论文”中被彻头彻尾形容为斯大林军事领导的天才。我们应该仔细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对历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实际上都有巨大意义。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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