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红色中国争人权的先驱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流行的两幅对联，被称为“血统论”。
在中国大陆，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整整三十年间，共产党实行着一种堂而皇之公然宣告的等级贱民制度——成分论：国家政权以阶级出身对国民进行等级式划类。这一划分及其造成的社会氛围，从50年代至60年代逐步强化，至文化大革命初期达到顶点，由半遮半掩的档案内部划类，走向赤裸裸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和麻五类”等公开的侮辱性分类。这种出身歧视导致的最极端后果，则是发生在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的对黑五类及其家族进行的大屠杀，甚至吃人。譬如，在当局怂恿下，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杀死300多位 “四类份子”，最年长者80岁，最年幼者竟是38天的婴儿！1967年，广西诞生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满门杀戮“四类分子 ”及其子女。
在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中，北京市第六中学的校舍变成审讯室，墙壁上就有用人血狂书“红色恐怖万岁！” 整个中国，笼罩在一片疯狂猩红的恐怖之中。
在这种恐怖和高压的氛围下，一个孱弱而内向的青年，站了起来，战胜恐惧，昂然挥笔，写出了长篇文章《出身论》。该文笔锋犀利，逻辑谨严，情感充沛，严正抗议并激烈批判出身歧视，激起了广泛的反响。藉助文革初期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混乱，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获得长期受压的“贱民”们深深共鸣与支持，一纸风行，洛阳纸贵，产生了某种雪球效应，激发出了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贱民”们的权利意识。
这位青年作者的名字是：遇罗克。 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他因为撰写《出身论》于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1970年3月5日被枪决。年仅27岁。
遇罗克在《出身论》中，凛然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他更是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虽然在其文章中，他所使用的术语还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和马克思主义痕迹，但其文的核心宗旨，清晰明确，是呼唤平等与尊严，是吁求基本的人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因此，虽然当年毛泽东及其文革小组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而批判了“血统论”，但那仅仅是权宜之计。他们是绝对不允许像《出身论》这种从根本上颠覆其阶级斗争理论的人权思想流传的。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笼罩一切的极权国家，统治者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的。阶级路线、阶级斗争是他们窃取政权的理论基地，也是他们在统治权术上“一抓就灵”的通灵宝玉，万万动摇不得的。由于这个根本原因，《血统论》虽然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但那只是上层权力搏斗中的权宜之计。有鉴于此，人们注意到，到后来，《血统论》的始作俑者，一律无事，全部豁免。但《出身论》的遭遇就完全不同了，文章很快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大毒草”，而作者遇罗克也终于因此而以身殉道。
在对待《出身论》的根本立场上，当时中共内部激烈权斗的两派——文革派与反文革派——实际上并无二致。
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前30年时段里， “出身”，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上，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人们心上，阴霾、流血永无止期。中国人，无论长幼，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而那些先天的“贱民”，从识字开始，就对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有一种天生的抗拒与恐惧。在一生中，他们遭遇了无数障碍：参军、招工、 “提干”、求偶、进大学……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在众人面前，他们总是保守沉默，不愿谈说自己的亲人，甚至回避自己。渗透一切的国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强力灌输下的日常生活，学校、单位，街坊…点点滴滴，早已教会了他们认明自己的身份：即，异类，卑贱者，准专政对象的下等身份。等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就又多出了一个称谓：“狗崽子”。他们的一生无所期待：没有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没有爱与被爱的权利，没有写作发表的权利，没有发展自己兴趣和施展自己才能的权利，……只有绝望，只有看不到头的黑暗的隧道，漫长无尽。正义、平等、自由、良知、爱情，事业，幸福，对他们而言，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是遇罗克，在文革混乱之际，终于，把那些人多年来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当他在《中学文革报》上点燃野火时，其气势，逆风千里；顷刻间，朝野震动。人们排着长队购买它，如饥如渴阅读它，读者来信从全国各地像雪片一样飞去，以致邮递员不堪重负，要他的伙伴蹬着三轮车到邮局自己领取邮袋；袋里的来信，每天都有几千封。《出身论》!多少怯弱的心灵因它而猛烈地跳动!多少阴郁而干涸的眼睛，因它而泪水滂沱!多少绷紧的嘴唇因它而撕裂般地号啕不止……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遇罗克难免要使用一种近乎狂热的语言，表达属于自己的思想。但是，他抨击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式的“新的种姓制度”，中国式的“贱民划分”。这是平等的诉求，这是抗议的声音。他为他广大的同类向社会吁求，从“阶级路线的歧视”那里要回来应有的权利：平等的权利，公正的待遇，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虽然，遇罗克用了一些当时流行的语言，但他与当时那些洋洋大观的“理论体系”都不相同，它们之间在根本上毫无关系，他的思考带有根本的性质，即：人道的性质，人权的性质，平等的性质，自由的性质。他思考的出发点与当时时髦的思想完全是南辕北辙，根本上不在一条轨迹上。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拨开其文章表面的文辞，拨开他自称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出身论》就是当年中国的人权论，就是赤色烈焰遍地炙烤的中国大地底下喷薄而出的清凉自然的自由主义言说。因此，虽然缺乏严谨的自由主义的学术语言包装，但遇罗克，在思想上是当之无愧的应归属于1957年以及1949年之前的中国自由主义脉络之中，他是他们的毫不逊色的精神传人。
这个孱弱的青年，内倾的青年，二十出头就开始变得驼背的青年，他最主要的思想贡献，就是在铁桶一般的封闭中国大陆内部，开启了当年的异端思想——人权意识。当大批的黑五类及其子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迅速陷入死亡，仅仅因为出身而死于无妄之灾，当被枪杀的，被棍棒打死的，被捆绑了推到河里淹死的,被活埋的，被害死后还不见尸首的事件如潮涌来，有如一场鼠疫时，当遇罗克自己也饮弹死去时，《出身论》的出现和传播，在冥冥中已经开始向那场血腥的杀戮伸出了一支隐形的巨大的制止之手。
在这个意义上，遇罗克是为千千万万“贱民”殉道而死的，是为中国大地上的人权殉道而死的，是为未来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中国殉道而死的。在这个意义上，遇罗克虽然只活了短暂的27年，但他已经不朽了。
作者：陈奎德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遇罗克遇难40周年 北京压制民间记念活动（组图）2010-03-05
本周五是文革中因批评出生论被当局处死的遇罗克遇难40周年忌日，中国民间自发组织悼念，其中北京的活动受到警方全面阻挠。
位于北京通州区宋庄美术馆的遇罗克雕塑，在他遇难四十周年祭日当天即本周五，有警察造访、阻止纪念者在此献花悼念，美术馆工作人员当天接受本台记者电话查询时说：“今天公安局在这边，他们说参观可以，但献花篮、挽联之类的这些都不可以。（什么时候解除）可能要到两会之后。”
这座由中外著名学者、人权活动家集体捐款制作的遇罗克雕塑，于去年清明节宋庄美术馆落成揭幕。雕像正面镌刻着他说的话：“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雕像底座上镌刻着诗人北岛1980年所写的诗句，《宣告——献给遇罗克》：“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据悉，被警察警告不准参加周五的纪念活动的《光明日报》副总编徐晓，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一同，提前一天前往宋庄的遇罗克雕像前献上花篮并献词。
其中崔卫平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我们昨天去挺顺利的，因为是提前一天。我对这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就没什么可说的。四十年前巨大的冤假错案，也是官方正式在大媒体上公开、甚至有向遇罗克学习的氛围，那大概几年前的事情，怎么会到了今天，已成为雕像了，还对他如此的害怕，没办法想通这个事情 。遇罗克是言论表达、言论空间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 一个人说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这样的话，就人头落地了，你无法用语言形容，这是我为什么要去的原因。”
三位女性的献词如下：遇罗克，我们前排的兄弟。当你倒在血泊之中，整个民族倒在耻辱之中。你站在这里，成为一座雕像。你是无限坚持的，我们也是无限坚持的。你是不屈的，我们也是不屈的。我们是你后排的姐妹，你的战友，你的爱人。
遇罗克在文革初期发表了著名的《出身论》一文，激烈批判以挑起阶级斗争的血统论来分化社会，提出平等、人权和民主。1968年他被捕并扣上各项“反革命”罪名，于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70年3月5日遭当局处决，当时年仅27岁。遇罗克逝世近十年后，当局予以平反，更一度作为反四人帮的英雄广为宣传、并号召全国青年学习。但时至今日，对这位人权捍卫者的讨论和纪念，却令当局紧张。
由北京的文革研究者早前发起的、纪念遇罗克的读书会活动，先是被告知预订活动地点电路维修，后有国保警察上门警告取消活动。网络上随即有人对当局相关做法表示不满，坚持举行纪念但将活动改成了打球，聚餐等，并呼吁在不同地点以公开的方式发起相同性质的活动，以接力的形式进行下去。
但至少在周五忌日当天，北京的纪念聚会都不顺利，活跃的公民记者老虎庙当天告诉本台：“一次次被阻，昨天有个读书会被禁了，这个你已经知道；之后他们提出在东四地铁口B口集中聚餐的方式纪念，也没成；最后改成工人体育场，因为四十年前，他就是在那儿被宣布死刑，推出去就枪毙了，但是工体又说维修，被取消了。今天为什么这样？对一个小民百姓因思想信仰发布自己的观点被枪杀，官方突然感觉不宜提了。尽管当年他们给他平反，但现在一概不提，就生怕在年轻人中间（产生影响）；再者在当前维稳的大旗帜下，他们认为一切突发事件、或和政治有关的集体事件都会触发当前的社会矛盾。”
而在四川成都，周五成功在该市新华公园举行了民间的纪念遇罗克遇难四十周年座谈会，二十多名参与者包括反右、文革受害知识分子以及维权人士。
其中陈云飞当晚告诉本台：“我们就是在公园里聚会，一开始大家先为他默哀一分钟，谈了一些遇罗克先生的事迹、他受害的经过。今天好像没有干涉。我们是守法的，我们怕什么？我们是主人，他们是公仆。所以不要恐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yu-0305201015244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