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铭葆：中国特色的“恐吓式执法”
中共十七大报告对政法机关如何执法，提出了三条要求，即“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从目前的执法现状来看，与三条要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惯于采用“恐吓式执法”，其特点有三。
特点之一，执法的随意性。按照严格执法的要求，就应当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一把尺子量到底，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无罪不罚。然而，“恐吓式执法”却不是这样，人分三六九等，亲疏远近，对于当权者认为需要惩处的对象，无罪可以说成有罪，轻罪可以说成重罪。总之是要达到被惩处者屈膝投降，诚惶诚恐之目的。另一方面，对于当权者认为需要保护的对象，重罪可以说成轻罪，有罪可以说成无罪，甚至包庇纵容。
特点之二，执法的选择性。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要求，执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然而，“恐吓式执法”却不是这样，往往在维护稳定的旗号之下，对腐败分子姑息放纵，而对上访民众、维权律师、揭短记者却枉法打压。查谁不查谁，轻判或重判，不是依法办事，而是根据当权者的需要主观加以选择。
特点之三，执法的粗暴性。所谓文明执法，最基本的要求是应当实行无罪推定，任何一个公民，在被判决有罪之前，都只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不允许以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得证据，并要充分保障嫌疑人获得辩护的权利。即使被判有罪，也应当实行人道原则，保障罪犯的基本人权。然而，“恐吓式执法”却不是这样，先行有罪推定，为获得证据无所不用其极，不惜制造冤假错案。近年来，嫌疑人在看守所内“被自杀”的案件一再发生，就是粗暴执法的铁证。
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充斥着诸如“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等等“恐吓式执法”的“国粹”。在传统的司法实践中，有所谓“五马分尸”（车裂）、“千刀万剐”（凌迟）、“剥皮楦草”（朱元璋惩治贪官的一种刑罚）等等酷刑，其目的无不是为了恐吓。在某些当权者看来，执法不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而是为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服务，顺之者昌，逆之者整，凡是构成威胁的，必欲除之而后快。法律在这些人手中，只不过是用来整人的工具而已。由于当权者脱离民众，人为树立的对立面越来越多，大有不胜其整的趋势。在此情势之下，企图以蛮横粗暴，乱打一气的办法，枪打出头鸟，制造恐怖气氛，以此达到吓阻跟进者的目的。但是，随着国门的开放，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恐吓式执法”的效果越来越差。鲁迅先生曾经有“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名言。同理，“恐吓式执法”也决不是正确的执法理念。但愿各级政法官员能够认清时代大势，带头维护宪法、法律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切实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作者：叶铭葆 发布时间：2010-3-8 16: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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