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论人权
罗隆基指出，人权，简单地说，是一些做人的权。人权是那些做人的必要条件。维持生命，是做人的出发点，是做人的出发点。要维持生命，就要有衣、有食、有住。谋取衣食、住的机会，就变成了人权的一部分。但人权的范围，决不止此。维持生命，固然是做人的出发点。维持生命，决不是做人的唯一目的。如今中国千千万万人活着，他们有他们的生命，但有几个是真正在做人？做人，老实不客气，要有做人的快乐，生命要有生命的幸福。人有个性和人格，倘若个性及人格没有发展与培养的机会，人就不是在做人。因此，所谓生命上的必须的条件，绝对不止衣、食、住及身体的安全，同时要加上那些发展个性、培养人格、成就至善之我的一切必要的条件。罗隆基不依托以往的人权学说，完全以功用二字为根据，提出了人权的三个基本点：（一）维持生命；（二）发展个性，培养人格；（三）到到人权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目的。
根据上述定义，罗隆基论述了为什么说“言论自由是人权”。是一个人，就有思想。有思想就要表现他的思想。要表现他的思想，他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说他要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这就是“成就至善之我”的门径。我有了言论自由，才可以把我的思想贡献给人群，这是人对社会的责任。在社会方面，这是思想上的参考资料。这就是人群达到至善的道路，这就是人群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的道路。反之，取缔言论自由，所取缔的不止是言论，实在思想，不止在思想，实在个性与人格。取缔个性与人格，即系屠杀个人的生命，即系屠杀人群的生命。
罗隆基论人权与法治的关系
罗隆基明确地说：“人权与法律的关系，我的结论是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人权是先法律而存在的，只有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人民才有服从的义务，这是人权的基本原则之一。法律的目的，在于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只有人民知道他们本身的幸福是什么才肯为他们本身谋幸福。谋取本身的幸福，这又是人权之一。所以人民制定法律就是人权。所以说法律是人权的产物。
法治是用来限制政府的，而不是限制人权的。罗隆基引用胡适的话说：“我们须要明白，宪章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罗隆基指出，“法律之外无自由”是句欺人的话。单但说“自由”两个字，是空泛而毫无意义的。具体地举出某种自由来，就是说某事已成特权，政府的法律在某事方面不得干涉。言论自由，是指不受法律干涉的自由；是指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取缔人民的言论而言。法律不能干涉言论，只能迫言论者负言论的责任而已。即使是凭空说谎、无故造谣、蓄意诽谤、存心诬陷，也不是政府随意可以用命令去警戒或取缔的，要先经过法庭方面陪审员认定某人确有这方面的事实，而后国家的法律才可以行使它的特权。言论自由不能有什么读数，不能分什么多少。所以说言论自由，是有什么言，出什么言，有什么论，出什么论。无事不可言，无事不可论。天下事没有绝对的自由，就成为绝对的不自由。
罗隆基论人权与国家的关系
罗隆基在论述人权与国家的关系时说，国家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权。国家万能说已经破产。国家这个组织，不过是社会上许多组织中的一个组织而已。它对人民的威权是有限制的，不是绝对的。人民对国家的服从，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最重要的条件就在保障人权，什么 时候，国家这个功用失掉了，人民对国家服从的义务就告终了。国家失去功用的理由，最大的是国家为某私人或某家族或某团体所占据，变成了他或他们蹂躏大多数国民人权的工具。罗隆基援引法国人权宣言第二条说：“一切政治组织的目的在保全自然的及永不磨灭的人权。这些人权是自由，财产，安全，及对压迫的反抗。：他有引用他的导师拉斯基的话说：“ 国家以其所担保的人权正其名分。国家，简单的说，不能产生人权，只能承认人权。国家优劣程度，就以它保障人权成功失败的程度为标准。政府的行动，不能以其出诸政府即天经地义。”
罗隆基：论人权，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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