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疫苗事件: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下)

高温疫苗的背后

——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四

■本报记者 王克勤

山西为什么会出现大量高温疫苗?原来疫苗是如何管理的?

疫苗原来实行封闭式渠道管理

疫苗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武器。对于疫苗的生产、供应,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计划生产、计划供应的管理体制,即所谓“封闭式渠道管理”模式——所有疫苗均由国家指定工厂生产,并由国家疾病预防机构统一逐级订购、分发和周转储存。并且要求“必须在卫生防疫机构监督指导下使用”。

作为由政府全额财政拨款组建的、实施山西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的公益事业单位,山西省疾控中心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对攸关全省3500万人生命健康保障之疫苗进行管理与配送。

与全国各省区一样,山西境内疫苗的配送、管理过去一直实行“封闭式渠道管理”。在2005年10月之前,具体配送工作一直由该中心的内部科室——生物制品供应站负责。

疫苗分为两类:第一类疫苗,是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照政府的规定受种的疫苗;第二类疫苗,是指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

接种第一类疫苗由政府承担费用,即“政府计划分配,个人免费接种,国家统一买单”。一类疫苗最小外包装的显著位置,均标明“免费”字样和“免疫规划”专用标识。

接种第二类疫苗由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承担费用,即“个人自主自费接种”。

在这种模式下,生物制品供应站一方面根据免疫规划采购供应一类疫苗,同时经营二类疫苗,但是经营二类疫苗的收入全部进入财政专户,纳入国库。

然而,自从2005年6月1日《疫苗条例》正式实施以来,二类疫苗供应与销售方式发生了变化。

二类疫苗有“商机”

新颁布的《疫苗条例》规定,“疫苗生产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疫苗批发企业销售本企业生产的第二类疫苗。疫苗批发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其他疫苗批发企业销售第二类疫苗。”

这一规定改变了过去疫苗统购统销的模式,打破了疾控机构垄断疫苗供应,特别是二类疫苗供应的体制,其根本目的是降低二类疫苗的价格,从而让百姓受益。

国家放开二类疫苗流通市场,对于二类疫苗,各级疾控中心和接种单位可向疫苗生产企业或经批准的药品批发企业直接购买,即“企业自由买卖,市场平等竞争”。

陈涛安对记者说:有人从《疫苗条例》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首先,《传染病防治法》、《疫苗条例》赋予卫生行政部门、疾控机构疫苗使用管理的权力,二类疫苗可以企业经营,这就有了商业机会与利润空间。其次,二类疫苗从出厂到零售的差价很大,出厂价10元,零售可达30元—50元,存在暴利。再次,疫苗市场需求不断增长。“非典”以后老百姓防病意识很强,疫苗消费量逐年加大,特别是,卫生行政部门有权根据属地疫情发布接种二类疫苗“建议信息”。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建设,全省已经形成了成熟而完整的疫苗系统网络。

“卫生部企业”空降山西

陈涛安说,就在此时,山西省疾控中心发生一系列耐人寻味的人事变动,许多业务骨干被陆续免职。

2005年7月,山西省疾控中心信息科科长陈涛安被免职。

10月,生物制品供应站站长陈宏生、副站长张俊书被停止工作。

12月,财务科科长杜碧杰被免职。

陈涛安回忆说,“单位一把手栗文元非常严肃地通知我,经过组织研究决定,你要离开本职岗位,调到后勤物业管理科从事杂务工作,具体的工作任务是长期休息,工资、奖金一点不会少。一把手还说:你的工作很突出,没什么失误,调你去那里是中心党委的决定。”

在许多业务骨干被免职的时候,来自北京的山西人田建国,于12月28日被任命为当天成立的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主任。与此同时,原来负责疫苗配送的生物制品供应站撤销。

记者看到山西省疾控中心2005年12月12日的《会议纪要》这样写道:

经过慎重考虑,认真研究,仔细筛选,最后确定了卫生部部属企业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一直经营生物制品,并对山西市场比较了解。单位设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由该公司进行二类疫苗的市场经营,每年交中心380万元,每季度交一次,另交50万元风险抵押金。

16天后,山西省疾控中心发布《关于成立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的通知》,“希望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相关生物制品企业”“支持和配合”卫生部部属企业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卫公司)。该公司董事长田建国自此正式出任该配送中心的主任。文件规定:

配送中心的具体工作委托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负责。该配送中心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的疫苗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该中心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运行。2005年12月31日前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的债权债务委托北京华卫公司负责清理。

“标签疫苗”横空出世

自2006年1月1日起,“卫生部企业”华卫公司负责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的疫苗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

“山西全省疫苗的供应管理权被华卫公司托管了!”

山西全省的一类疫苗由政府统一采购,交由田建国领导的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向全省配送。“田建国只能赚点有限的配送费,很不积极。”

于是,垄断山西二类疫苗市场的“标签疫苗”出现了。

陈涛安介绍说,从2006年3月开始,田建国便找来一些宾馆服务员、临时工、钟点工等,在山西省疾控中心刚建成未交工的大楼楼道里长期人海会战,往各类二类疫苗最小包装盒上粘贴“山西疾控专用”标签。

有接种者家人给记者提供了部分贴有标签的疫苗包装盒。记者看到,每个疫苗盒上均贴着比一分钱硬币小一点的椭圆形标识贴。该标上半部是“CDPC长城图案”,即国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公益标志;下半部是“HW”,为华卫的拼音缩写;底部是红色的“山西疾控专用”字样。

记者发现,这些贴有“山西疾控专用”标签的疫苗,是由长春、北京、武汉、兰州、江苏等地的相关疫苗生产企业生产的。

在疫苗盒上贴“山西疾控专用”标签,是否合法?

《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药品标签不得超出说明书的范围,不得印制暗示疗效、误导使用和不适当宣传产品的文字和标识。因此,药品标签不得印制“××省专销”、“原装正品”、“进口原料”、“驰名商标”、“专利药品”、“××监制”、“××总经销”、“××总代理”等字样。药品标签要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启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统一标志的通知》规定:该统一标志使用范围仅限于“各级各类疾控机构的建筑标识及其相关物品、设备;疾控机构的指示性路标”。同时,“疾控机构标志的图案使用时,不得在标志中增删任何内容。”

“有了这个标签,他就可以垄断山西二类疫苗市场,将其他疫苗经营企业排除在山西市场之外,即排除异己,制造暴利。”

“田建国不仅在山西推出了全国独创的标签疫苗,而且让山西卫生厅为其进行行政推销。”“这个标签既没有我单位的承办印制科室,更没有保管部门,经费来源也不明。”陈涛安如是说。

省卫生厅连续发文推销“标签疫苗”

2006年4月6日,山西省卫生厅下发晋卫疾控200613号文件,在其附件《山西省2006年麻腮风联合疫苗免疫接种活动实施方案》中规定:“疫苗由省疾控中心统一订购,逐级分发,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从非正规渠道购苗接种,一旦发现严肃查处。”“为保证免疫接种的安全有效,全省要统一使用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逐级配送的标有‘山西CDC专用’字样的疫苗。”

2006年5月22日,山西省卫生厅下发晋卫疾控200621号文件的附件《山西省2006年乙脑疫苗预防接种工作实施方案》、《山西省2006年流脑多糖疫苗预防接种工作实施方案》中,又重复了上述文字。

2007年3月16日,山西省卫生厅又下发晋卫疾控20074号文件,在其附件《关于加强流行性乙型脑炎防控工作的通知》依然有上述文字。

晋卫疾控200621号文件还规定,在有条件的地区和免疫规划以外人群主要推广使用效果更好安全性更强的“北京牌”乙型脑炎(Vero细胞)纯化疫苗(乙脑纯化疫苗)。各级应在活动开始前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标语、板报等媒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并规定了一系列宣传推广二类疫苗的标语。

2007年3月,晋卫疾控20074号文件,再次重复了以上内容,要求做好宣传推广工作。

“华卫成了垄断疫苗网络的官商”

“仅仅通过标签控制还不够,田建国为全面控制山西疫苗市场,在原有预防接种服务网络基础上,成立了各地疾控中心配送中心分中心,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疫苗垄断经营网络。”陈涛安说。

从2006年4月开始,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为甲方(由主任栗文元签名),华卫公司董事长田建国为甲方委托代理人,与长治、晋城、临汾、吕梁、忻州、朔州等地疾控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

省疾控中心保证不向分中心以外的单位和个人配送二类疫苗,市中心保证从省中心采购疫苗。同时《合作协议》第19条规定:“在所辖区域内执行综合市场治理计划,沟通和协调区县CDC和接种单位的疫苗采购渠道,确保市场控制力和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根据山西省卫生厅和山西疾控中心的规定,山西各地统一使用省疾控中心订购和逐级配送的疫苗,同时必须贴有“山西疾控专用”标签,如有违反,承担免疫接种是否安全、有效的责任。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从非规定渠道购苗接种,一旦发现严肃查处。

这样,华卫公司拥有了既能使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能调控、引导市场,又能以疫苗批发企业的身份向社会倾销疫苗的双重身份。

疫苗垄断利益揭秘

——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五

■本报记者 王克勤

“卫生部企业”华卫公司进入山西,通过省卫生厅下发的一系列相关文件,推出了标签疫苗,“还做成了一笔又一笔可观的生意。”

华卫公司从中获取了多少利益呢?为何相关部门如此热情相助?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尚未开张,先获资产

山西省疾控中心提及华卫公司的第一份文件,即将省疾控中心“一千多万元资产送给华卫公司了”。

2005年12月28日,山西省疾控中心出台200521号文件,向各市级疾控中心发出《关于成立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的通知》。通知说:2005年12月31日前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的债权债务委托华卫公司负责清理。

几天后,2006年1月6日,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向各市疾控中心下发《货款结算账户告知函》称,“依据山西省疾控中心200521号文件,由山西省疾控中心成立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委托华卫公司托管运营和处理债权债务。”

《告知函》列出两个账号,除了省疾控中心的财政专户外,另一个就是华卫公司在交通银行北京分行水碓子支行开设的账号。

山西省疾控中心原生物制品供应站站长陈宏生,根据2005年11月11日省疾控中心出具的《2003年3月至2005年10月31日生物制品供应站收入支出情况》算了一笔账:田建国接手之前,生物制品供应站拥有债权:2960.07536万元;库存:二类疫苗库存374.4098万元(其中包括过期疫苗8.4317万元);债务:省疾控中心欠二类疫苗生产、批发企业2003.7935万元。

债权+库存-债务=1330.69166万元。

也就是说,华卫公司接手省生物制品配送中心时,实际接手了1330多万元的国有资产。

扭曲卫生部文件销售二类疫苗

华卫公司的第二笔大生意就是“扭曲卫生部文件变相销售收费的二类疫苗”。

2006年1月28日卫生部下发《关于加强麻疹控制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做好一类麻疹疫苗查漏补种工作,加强对麻疹疾病的控制。

陈涛安说,2006年4月5日,山西省卫生厅以落实卫生部《通知》名义,发布了《山西省2006年麻风或麻腮风联合疫苗预防接种工作实施方案》,实质上是推销二类疫苗。省疾控中心根据该《方案》要求,印刷发行了“预防接种通知单”,约束全省基层预防接种门诊,必须为幼儿接种“普祥立适”牌麻腮风联合疫苗。

麻疹疫苗是免费的一类疫苗,而麻风或麻腮风联合疫苗是收费的二类疫苗。

山西省疾控中心出台的《预防接种通知单》进一步规定“普祥立适”牌麻腮风联合疫苗84.2元/人份。

“省卫生厅扭曲卫生部文件,压制一类免费疫苗,推销二类高价疫苗。疾控中心直到2008年1月10日,即一类免费麻疹疫苗失效前20天,才向基层接种点配送,导致全省各地大量一类麻疹疫苗失效。”陈涛安说。

记者看到中央电视台某栏目在此期间制作的部分采访录像显示,太原市周围一些地方当收到麻疹疫苗时,业已失效。

反季节销售乙脑疫苗

2006年8月11日,山西省卫生厅下发了晋卫疾控200626号文件《关于加强流行性乙型脑炎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山西省各地积极开展应急接种。

陈涛安认为,乙脑是山西省常见传染病,截至8月9日,全省11个地区,有6个地区存在散发乙脑病例,总共发生69例,其中44例散发在老疫区运城市的一些县区,山西省大部分县区并无乙脑疫情,开展全省乙脑疫苗反季节应急接种很不正常。他的理由是:

首先,乙脑病是由蚊子叮咬传播,乙脑疫苗每年3—5月份接种较合适,8月中旬已过了乙脑疫苗的接种时期。2006年9、10、11月,山西省都在应急接种乙脑疫苗,接种后1个月产生抗体,那时蚊子已经没有了,老百姓不但白花了钱,而且,对于感染乙脑病毒未发病的人,接种会增加发病的可能性。

其次,灭蚊防蚊、清理卫生应是预防乙脑流行的有效措施。卫生厅文件却强调,预防接种是最有效的控制疫情措施,加上部分媒体不断报道零星散发的乙脑病例,于是,在山西省形成了反季节接种社会运动,争抢接种的拥挤现场不但提高了乙脑传播几率,由恐慌、混乱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再次,根据《疫苗条例》第二条规定,应急接种疫苗都应是免费的。但是,本次应急接种,每人份却收费28元。

业内人士指出,乙脑疫苗2006年的出厂价为每人份9元,而山西接种者以28元购买,其中的环节是:北京华卫公司销售疫苗时,每人份收取4元的配送费、3元的贴标签厂家返利,以每人份13元价格给市疾控部门,市疾控每人份加4元给县疾控,县疾控再加4元给乡镇一级。

根据山西省卫生厅2007年11月7日发布的消息,2006年运城等地发生乙脑疫情后,山西省疾控部门及时组织第二类疫苗240万人份,实际应急接种192万人份。

以每人份赚取7元、共接种192万人份计算,华卫公司在运城乙脑疫情中净赚1344万元。

陈涛安估算,全省应急接种共消费疫苗500余万人份,以每人份赚取7元计算,可净赚3500万元,乙脑疫苗在春季采购的是9元/人份,但到了秋季生产厂家要销毁即将失效的疫苗,8—10月采购乙脑疫苗价格极低,一人份不到一元钱,如此计算,每人份赚取12元,可净赚6000余万元。

排除竞争对手,独享疫苗暴利

2007年10月9日,位于运城市的山西省亨通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公司)致函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提出,山西省卫生厅、省疾控中心发文要求统一使用贴有“山西疾控专用”标签疫苗等行政行为,严重破坏了二类疫苗市场平等竞争,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亨通公司储备了数万支疫苗,当他们向当地疾控部门推销疫苗时被告知,所有二类疫苗必须经过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配送并贴有“山西疾控专用”字样,才能被接种。亨通公司的疫苗16元一支都卖不了,贴有“山西疾控专用”特权标签的疫苗,28元一支还供不应求。

2007年9月12日,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说:华卫公司是卫生部的大公司,山西人民确实受益了,2006年以前,一只乙肝疫苗,打三次的,卖到21元,最便宜15元。2006年以后,打三次总共只花7至8元。

这样算,乙肝疫苗每针次收费不超过3元。但是,大同市天镇县南河堡顾家湾村的燕燕2008年5月29日接种乙肝疫苗,一针次收费就达82元。就此,记者于2月22日通过当时负责接种的天镇县南河堡乡接种员王振中核实,王没有正面回答,抱怨了很久自己到各村庄接种疫苗多不容易,花销多么多么大。最后告诉记者:“说不收钱是假的。”但他始终没有回答每针次收多少钱。而燕燕的奶奶张建云告诉记者:“村里打乙肝疫苗都是收82元。”

2008年3月6日,山西电视台“都市110栏目”播出《定期接种疫苗收费不明不白》的报道称,太原市尖草坪区卢女士的女儿出生20个月,累计接种疫苗27次,花费达1233元。其中仅脊髓灰质炎疫苗享受了国家免费政策,其余都是有偿接种。

据陈涛安估算,华卫公司在山西垄断经营各类疫苗,2006年可获得8000万元利润,2007年可获得4200余万元利润,两年合计利润1.2亿元,经营额2.5亿元。

“50万元抵押了3500万人的生命保障权”

根据华卫公司与山西省疾控中心为期五年的《合作协议》,华卫公司获得“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的疫苗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权利与权力,而条件是“每年交中心380万元,每季度交一次,另交50万元风险抵押金”。

陈涛安质疑:且不说年380万元是否按时上交,单说这50万元风险抵押金,大头其实并未到省疾控中心账上。

2008年1月7日,山西省卫生厅纪检组发布的《关于对反映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贪污受贿洗钱等问题的初核报告》记载:根据省疾控中心与华卫公司业务托管合作协议,“甲、乙双方合作期限为5年,乙方在签署协议之后,交纳50余万元人民币或甲方认可的价值50余万元资产作为风险抵押金。2005年12月华卫公司用该公司的非基本账户资金购买广本雅阁2.4L汽车,以27万抵押在省疾控中心(车牌号为:京JD7033),该车由栗文元使用至2007年10月,之后封存在省疾控中心车库之内。2006年2月22日华卫公司电汇省疾控中心风险抵押金23万余元。”

“北京华卫公司抵押在省疾控中心的车未在双方固定资产账上体现。”陈涛安对记者说:“华卫公司用50万元,抵押了山西3500万人民的生命保障权。而这50万元抵押金,田建国又给领导买了小轿车,居然没有上公家的账,这不是慷国家之慨,行贿赂之实,是做什么?!”

“卫生部企业”真相

——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六

■本报记者 王克勤

如此垄断山西疫苗市场、左右山西省卫生厅及全省疾控网络、坐拥财富的“卫生部企业”到底是怎样一家公司?

华卫是个私人企业

记者看到华卫公司总经理田建国的名片上是这样写的:

卫生部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

卫生部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医药科技开发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

卫生部北京华卫产业开发公司总经理;

卫生部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主任。

那么,这个与山西省疾控中心合作的华卫公司到底是否“卫生部部属企业”?

其实,早在198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2003年专门又发文重申这一规定。

田建国的“卫生部部属企业”又是从何而来?

记者根据田建国名片上的电话致电卫生部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询问,对方称:“我单位有此人,华卫时代不是我们协会的公司,具体情况工商局一问就知,那是他个人的公司。”

北京市工商局提供的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工商注册资料显示:该公司2004年1月6日在北京注册成立,法人代表:田建国,股东:田建国、黄彦红、于莉,股份分别占80%、10%、10%。

在该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里,记者发现一份2007年度的工商年检表,上面写着:“北京华卫时代公司为三人合伙的私有企业。”

有意思的是,2007年9月6日,即相关部门开始调查这个公司后,该公司召开第一届第一次股东会,做出变更股东决议。2007年9月13日,得到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核准。黄彦红、于莉退出股东,分别以5万元的价格,将各自10%的股份转让给“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开办的北京华卫产业开发公司(集体所有制)。

此后,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东只有两个,田建国个人占80%,北京华卫产业开发公司占20%。而这个北京华卫产业开发公司的法人代表也是田建国本人。

“华卫是个空壳公司”

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曾公开称:“华卫是卫生部的公司,专门搞疫苗配送的大公司。”

在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中,记者发现了一份2005年7月26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这份编号为“京工商朝处字(2005)第03769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指出:在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北里农民日报社五层520房间办公的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当事人在开业登记时,委托代办公司采取垫资方式办理了公司登记。领取执照后代办公司将垫资款50万元全部提走,当事人未按规定补足出资。”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于虚报注册资本行为。”

“依法责令当事人60日内补足出资,处罚罚款50000元。”

而2004年1月6日这家公司在北京注册时,表明注册资本为50万元。股东出资表显示田建国40万元、黄彦红5万元、于莉5万元。企业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

华卫没有疫苗经营资格

田建国的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从2006年1月1日“负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的疫苗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直到2007年10月15日失踪,一直在经营管理山西全省的疫苗。

然而,记者在该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中发现,这个公司在山西经营期间根本没有疫苗经营资格。

2004年1月6日,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该公司《营业执照》显示,这个公司的经营范围如下: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销售生物制品、仪器仪表、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化工产品(不包括危险化学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投资咨询;会议服务;企业形象策划;营销策划;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2007年9月6日,即在相关部门开始调查这个公司后,该公司召开成立近4年来的第一次股东会,做出经营范围变更决议。

也即该公司连续经营疫苗达1年零8个月后,2007年9月13日,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正式核准,在这个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增加了“疫苗”二字。

然而,2008年1月7日,山西省卫生厅调查组公布的《初核报告》却称:华卫公司2004年1月6日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中存在疫苗销售。

华卫公司突然失踪

2007年8月,太原市人民检察院立案调查山西疫苗问题。2007年10月12日,当地媒体曝光山西疫苗问题,山西省卫生厅纪检组开始立案调查。

10月15日,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突然关门,华卫公司员工全部撤离山西。山西省卫生厅调查组《初核报告》称,“2007年9月北京华卫公司向省疾控中心提出了中止合同的请求,2007年10月12日,省疾控中心解聘了华卫公司总经理田建国配送中心主任的职务。”

“当时,我已经举报四个月后,田建国针对相关部门的查处,给华卫公司突然加上了‘疫苗’经营范围,增加了20%的卫生部协会集体所有制股份,想把自己私营公司变成与卫生部沾边的企业后逃之夭夭,这些都是骗人的把戏。”陈涛安说。

华卫老总田建国:“由政府部门来回答”

针对上述种种问题,记者设法联系到了“卫生部企业”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建国。

对于记者提出的华卫与山西省疾控中心是否合作关系、高温标签疫苗、市场垄断、华卫是否卫生部企业等一系列问题,田建国称:“这些事情,我不好回答。请你到山西省疾控中心和政府部门了解吧,由政府部门来回答。”

山西省卫生厅:“你去问省纪委吧”

2010年2月23日,记者来到山西省疾控中心。得悉,此前一直与田建国“密切合作”的该中心主任栗文元前不久刚刚被免职,“另有安排”、“出国旅游了”。

为此,记者找到了目前负责该中心工作的张杰敏副主任。张称:“我知道有标签疫苗,但没有见过他们贴标签。卫生厅纪检组只调查了经济问题,其他的具体情况,我不好回答,你最好找卫生厅纪检部门。”

而山西省疾控中心党委书记闫明亮的回答几乎与张杰敏完全一致。

针对山西疫苗市场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记者试图采访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与卫生厅疾控处,被告知:“没有厅新闻中心的同意,不接待记者”。该厅新闻中心的小刘告诉记者:“情况变化了,我们新闻中心领导让我告诉你,你这属于跨行业采访,需要相关部门批准。”

记者见到了参与查处此案的山西省卫生厅纪检组办公室主任武瑞明,他对记者讲:“我没有权力回答这些问题,这个案子早就移交省纪委了,你去问省纪委吧。”

记者随即赶往山西省委,省委传达室告知记者:“省纪委没有时间接待记者。”

之后,记者设法找到负责查处此案已达一年半之久的省纪委931室薛进仓处长,薛进仓反问:“你采访这个案子,想要干什么?”记者回答:“舆论监督。”面对记者的不断追问,薛进仓称:“这个案子我们还没有查完呢。”便挂了电话。

高温疫苗举报风波

——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之七

■本报记者 王克勤

山西疫苗高温暴露问题能够浮出水面,49岁的山西省疾控中心原信息科科长陈涛安成为最关键的人。

三年举报30余次

2007年初,陈涛安在省疾控中心正在建设的新办公大楼里,发现了有许多生面孔的人在给疫苗盒上贴标签。“感觉很异常。”

陈涛安还发现配送中心分发二类疫苗使用企业票据;新来的田建国主任转移了配送中心分发二类疫苗的财政收入;“卫生部部属企业”账户替代了省疾控中心基本账户;山西二类疫苗批发企业告状,指责华卫公司特权标签垄断了全省疫苗市场;山西二类疫苗价格不搞市场竞争,由田建国的配送中心定价;省卫生厅不断发布文件推销标签疫苗等不正常的情况。

从2007年5月25日开始,陈涛安向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山西省纪委、卫生部、山西省药监局及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实名举报“山西3500万人民生命健康保障权被官员出卖的一系列问题”。

三年来,陈涛安向有关部门举报、复议、信访山西疫苗问题30余次。

2007年9月14日,山西当地媒体刊发了《这个“权”能被“托管”吗》,将山西全省疫苗管理权出卖给私人老板的问题第一次公开曝光。

10月12日,由山西省纪委派出督察员参与的省卫生厅调查组正式开始调查。

这个调查组正式开展工作的第三天,田建国及华卫公司便“突然失踪了”。

2008年1月7日,山西省卫生厅召开会议通报了《关于对反映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贪污受贿洗钱等问题的初核报告》,结论是:

关于省疾控中心第二类疫苗供应合作方式,省卫生厅已向省政府作出答复,认为符合《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

省疾控中心原生物制品供应站经营二类疫苗的国有资产没有流失;

华卫公司抵押在省疾控中心的本田雅阁车未在双方固定资产账上体现;

省疾控中心在财务管理债权、债务处理以及用轿车抵押风险保证金等方面的问题,栗文元负有一定责任。

“不可理解的是,对栗文元、田建国制售高温疫苗问题置之不理。”陈涛安这样对记者说。

随即,陈涛安将多篇揭露山西高温暴露疫苗问题的举报材料发布在网络上,引起了社会各方面广泛关注。

受到质疑的官方调查

2008年5月,山西省洪洞县万安镇村民易文龙找到了陈涛安。易文龙的女儿接种流脑疫苗后,患上“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最后落下了“继发性癫痫”。

医学常识让陈涛安意识到:“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又称“接种后脑炎”,与接种疫苗关系密切。

这让陈涛安高度警惕,并开始怀疑——省疾控中心院内大量高温曝光的疫苗,是否就是引发孩子病症的祸根呢?

陈涛安随即又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未引起重视。

其间,山西各地许多家庭开始信访、要求复议,质疑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后得病,甚至致死、致残,与疫苗存在因果关系。

对此,2008年7月,山西省纪委立案重新复查;当年11月,卫生部监察局也立案开始调查山西疫苗问题。

“相关部门在调查高温疫苗过程中,又发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陈涛安这样讲。

“专家鉴定违反回避原则”

在易文龙等部分质疑家庭不断上访、申诉后,从2008年8月28日开始,山西省卫生厅委托山西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和事故鉴定小组对其中5户当事人提出的质疑作出了鉴定结论:“与接种疫苗无因果关系”。

这些质疑家庭当事人接到山西省卫生厅的文件后,发现省卫生厅对上访所涉材料进行讨论分析的7名鉴定专家,未按《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的有关规定由受种方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且7名专家中有3名是省疾控中心人员,违反了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应当回避的原则。

2008年12月8日,易文龙、王明亮向卫生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08年12月下旬,他们收到了卫生部不予受理的决定书。

2009年1月20日起,王明亮、易文龙等7个家庭,相继向太原市迎泽区法院投递了诉状,状告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华卫时代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制售“山西疾控专用”标签高温暴露疫苗致使其子女被伤害,要求人身损害赔偿。但该法院至今不予立案也不驳回。

被改动的患儿接种史

2008年9月23日,太原市小店区西温庄乡东温庄村10岁女孩莉莉的父亲高径向省卫生厅送去“控诉书”。

2008年11月7日,高径被通知来到省卫生厅,卫生厅《关于对高径信访回复的函》内写着:“西温庄乡东温庄村防疫员证明,莉莉在东温庄村卫生所仅于2006年9月接种乙脑疫苗(有记录)。接种后1年零7个月出现有关症状与接种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高温曝光变质疫苗无因果关系。”

高径立即回村找到了村防疫员,询问这是为什么。村防疫员答,“上面找了我多次,不能随便提供接种史,如果不听话就不要干了。”

高径给记者展示了一张红桃3扑克牌,上有如下文字:“流感06.10.20、07.10.25流脑07.11.28”。高径告诉记者,这是给省卫生厅提交材料前,找村防疫员时,对方随手在一张扑克牌上写的莉莉疫苗接种史。

于是,高径向省纪委、省检察院、卫生部纪检组举报,“山西省卫生厅调查结果严重失实,存在舞弊问题。”

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该村防疫员闫胜艳,闫胜艳告诉记者:“我在扑克上写的,便是这孩子接种疫苗的情况。当时他们找上门来,我顺手便在一张牌上写了接种情况。”“后来,省卫生厅来人调查,也是这样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虚构卫生部调查结果”

山西省疾控中心2009年第四期《中心会议纪要》记载:“2009年3月17日,山西省疾控中心召开了中层干部会议。”卫生厅纪检组长李双才在会上谈到,“针对举报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苗存在曝光变质问题,厅纪检、省纪委配合卫生部监察局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卫生部监察局对存余疫苗的四个县进行了取样监测,检验结果全部合格,表明疫苗是安全的。”

对此,2009年3月18日,陈涛安向卫生部监察局快递了《关于山西疫苗问题情况的反映》,监察局立即派出关跃进副局长及两名随行人员,来到山西太原与陈涛安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陈涛安提供给记者的谈话录音中,关跃进对陈涛安讲:卫生部监察局是调查疫苗案中的行政违法、违规问题,疫苗抽检鉴定属业务问题,不是我们的调查范畴,我们既没有在山西的县区抽样送检,更没有出具“曝光标签疫苗是安全的”调查结果。

“由此证实,山西省疾控中心会议纪要发布了虚构的卫生部监察局调查结果。又一次实施欺上瞒下的伎俩!”陈涛安说。

陈涛安认为,该《会议纪要》中“对存余疫苗的四个县进行了取样监测”的陈述,表明山西省疾控中心承认山西高温暴露疫苗客观存在,直到2009年3月以前,山西人民仍在接种质量可疑的高温暴露疫苗。

(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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