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中国,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政府有最多最强的武力,黑社会有武力,力气大的人有武力。弱小的人就很难活了。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因为大家相信共产党是讲理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共产党不大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从孙志刚案件的揭发过程中充分看出官官相护,牺牲正义的丑态。以后又有周正毅案,郑恩宠案,躲猫猫案,一系列的事情说明政府不能主持正义。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百分之十。法院明显偏袒政府。司法的公正完全没有保障。法院和检察部门还有权不受理百姓的诉讼或检举。更有甚者,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政府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茬,罚他们的款,甚至抓他们的人,给他们判刑。百姓诉诸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邪恶当道的黑暗之中。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说假话,就要反对说真话的人。说真话的人就得冒风险。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忽然政府改说真话了,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难辨。社会没有了是非的区分。更由于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只好封锁舆论,把说真话的人抓起来,给他们判刑,社会进一步陷入黑暗,民怨一步步在上升。百姓没有武力,希望政府能够讲理。甚至用自焚来要求。但政府不予理睬。事情搞到这个地步,百姓只有用武力抗暴。所以每有群体事件百姓就翻警车,烧警车,甚至烧公安局,烧县政府。中国的百姓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不是百姓的本性。百姓没有武力,他们希望讲理。只有面对一个不讲理的政府才会走上暴力之路。两方面都已经养成了不讲理,比武力的规则。这个国家越来越难治理了。其根源就是政府自以为有武力,不讲理。这样一个社会恐怕很难长久,必须赶紧找出办法,改变现状。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政府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巨大的,法术无边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可是一旦党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矛盾的时候,破绽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一位干部不小心问记者,你是代表党说话还是代表百姓说话。证明二者的立场是不同的。立场不同渊源于利益冲突。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同。要想帮助党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可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说明当局不这样看。政府在进一步限制百姓讲理的渠道,堵塞正义的发挥,企图一手遮天,用武力控制社会的方向和步伐。即使武力能够见效于一时,事物终究要回归到正义上来。因为百姓相信正义,不愿臣服于武力。当今最相信武力的国家恐怕是北朝鲜了,武装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可是这个国家也是被认为是最不稳定的国家。不要再迷信武力了。

中国号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门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最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定板。

中国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手里又有武力,所以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这一倾向慢慢变成了习惯,也用到了对外关系中。凭着手里有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财大气粗,敢于说粗话。国际社会中讲理,用的标准是普世价值,是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尽管各国的文化,历史,传统,文字,语言都不相同,但是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普世价值。可我们不认这一套,我们有自己的标准。或者用我们自己建立的逻辑来解释这些概念。慢慢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另类,处处跟别的国家发生摩擦。在国内,动用专政力量确实是无敌的,立马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在国际上,这样发展下去最后会怎样,确实叫人担心。

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百姓可以持枪对付政府),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的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当谈不拢的时候就用专政机关抓人判刑,甚至开枪成为最后的手段。可见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通过讲理一定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政府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社会回到了起点。

的确,两派人谈判未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必须有最后的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往往两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决。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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