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公正：审判红色高棉
为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全世界，淳嵋（Chum Mey）等了整整30年：那是一个囚徒的故事，他是在波尔布特（Pol Pot）最臭名昭着、最凶残的监狱里侥幸活下来的为数极少的囚徒之一。
站在金边审判庭防弹玻璃后面的，是一位79岁的年迈体衰的老人，他曾经是一名工程师，他在陈述S-21集中营里不堪回首的往事。“我被连续折磨了十二个昼夜。每天他们都用棍子打我。他们用钳子拔掉了我所有的脚趾甲，”他泣不成声，“他们用电刑。我昏死过去两次。”
在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上——这是联合国支持的、专门审判波尔布特政权所犯罪行的审判庭的正式名称——另一名幸存者凡纳（Vann Nath）补述了令人发指的暴行。
“我们饿得要死，连天花板掉落的虫子都吃，”63岁的凡纳说。“我们一把抓住虫子填到嘴里，不让看守发觉。我们就在死人的旁边吃东西，什么都不在乎，因为我们就跟畜生一样。”
坐得满满的旁听席里，杀戮场那痛苦的回忆引得在座的五百多柬埔寨人人人泪流满面。
这催人泪下的证词是在第一轮审判中作出的，受审对象是红色高棉的一名高官康克由（Kaing Guek Eav），人称杜赫的他是前S-21集中营指挥官。
杜赫，66岁，曾是数学教师，被控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因拷打、处死15000多名男女和儿童而被起诉，这些受害人都在1975-1979年红色高棉掌权期间被关押在S-21集中营。
坐在离前受害人仅有数米的被告席中的杜赫，过去几周里几乎总是面无表情目视前方。几乎每一天，法庭上都能听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拷问细节——把毒蜈蚣塞进囚犯的阴道，水刑，还有用囚犯作活体医学实验。
今天作供的是一名前看守，供述他如何在胁迫之下将几千个被关押的人送往刑场。
杜赫当庭认下了部分残忍的罪行。“活的囚犯被用来进行外科教学和培训，也被放血。”他供认说。
该前指挥官供认说，酷刑制度由上头下令并控制。当年，波尔布特的内政部长宋先（现已死亡）以及波尔布特的第二把手农谢（第二轮审判的被告）都他的直接上司。杜赫辩称不敢违抗上命，他的供述隐隐混合着服罪、悔恨以及抵赖。
“我愿表示我的悔恨和衷心的悲痛，我对所有发生在S-21集中营的事情负责，”他曾在法庭上涕泗交流地说。但他也坚决否认那些说他亲自动手殴打和拷问的指控。
另一位幸存者，48岁的南门（Nam Man），却反对这个说法。她说，她亲眼看他用铁棍将她两个伯伯活活打死。她质问说：“你想否认我刚才向法庭提供的事实吗？”
过去的几周标志了这个联合国支持的、专门审判高棉独裁政权罪行的审判庭的转折点——这个政权清空了城市，把乡村变成了规模巨大、形形色色的强制劳动营。
这个人们长久以来翘首企盼的“联合审判庭”，集合了柬埔寨的律师和法官，以及国际法学家，却一直备受争议。1980年代，美国政府阻止所有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审判庭的尝试。西方各国政府也一贯听任红色高棉政权占据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席位。
现在，过了30年，当初许多人认为不会出现的审判庭如今还被洪森首相攻讦为腐败，并指控它干涉政治。由于国际资金远远不够使用，还有人预测它不久就要土崩瓦解。
但是，随着对审判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尤其是认识到对受害人而言这有多重要，来自某些方面如冰雹般密集的批评也逐渐平息。随着柬埔寨直面自己的过去，由此得来的涤荡净化压倒了争议。
“有这么多普通村民赶来旁听，”审判庭公众事务负责人里奇·萨姆巴特（Reach Sambath）说，“这是审判的一个转折点。有一天，由于旁听席坐得太满，新西兰法官西尔维娅·卡特赖特夫人（译注：Dame Silvia Cartwright，新西兰现任总督）裁定，柬埔寨人有权先于国际观察员入场。”
据受尊敬的柬埔寨档案中心推断，波尔布特政权统治下，有近两百万人民因酷刑、集体屠杀、疾病、强迫劳动以及饥饿死亡。中心负责人尤区汉（Youk Chhang）强调，座无虚席的旁听席证明“柬埔寨人必须拥有审判过程的所有权”。
他说：“重要的是柬埔寨人要积极参与，要为自己去赢得正义。这个审判庭可以成为日后审判庭的楷模。”
54岁的罗氏福荣（Ros Phirum）是最近前来旁听审判的钦士韦（Kien Svay）地区的四百村民之一。“我哥哥被红色高棉政权关押，又被他们活活烧死。现在我感觉公平正义终于到来了。”
最低限度，审判庭开创了法律史的先河。柬埔寨模式允许受害人向被检方起诉的被告提起诉讼，并赋予民方律师（civil-party lawyers）盘问和传唤证人的权力。审判庭并设立了一个受害者小组协助民方（civil parties）的工作。
追寻正义的行动有新的举措相陪——红色高棉的暴行被写入了柬埔寨教科书。学者卡姆波利·蒂（Khamboly Dy）的一本新书《民主柬埔寨》作为第一本讲述红色高掌权时期的教材被分发到了1366间中学。
对杜赫的审判预计9月份结束，但是对审判依然在世的四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第二轮审判，许多人心存怀疑。
波尔布特的左膀右臂农谢（Nuon Chea，人称二兄），还有他的外长英萨利（Ieng Sary），都是八十多岁的病人了。如果他们在对整个政权而非单个的刽子手作出判决之前死去，许多柬埔寨人都会有受骗的感觉。但是《人权观察》认为，即使对所有五个前红色高棉高级领导进行了审判，其所得结果仍然不能完满，其所得正义也是有缺憾的。
自1979年该政权垮台以来，已经有30年了，对他们的起诉无可避免地会有些不连贯。波尔布特和军事领袖达莫（Ta Mok）都已死亡。但是，对于那些等待了这么长时间要看他们的红色高棉施害者站在被告席上的柬埔寨人来说，有缺憾的正义总比没有正义要来得好。
对淳嵋说来，在挤满深感同身受的柬埔寨村民的旁听席前作证，要比在法律氛围相当严格沉闷的海牙世界法庭作证更好。
“听说要传我出庭作证，我激动得不得了，”淳嵋说。“我很乐意在这个法庭里讲述我的经历。每天我听说到吐斯廉（S-21集中营）时都止不住流眼泪。吐出肺腑中所有这一切，我觉得舒心多了。”
被问及杜赫的道歉时，淳嵋回答说：“几滴眼泪冲刷不掉几百万死者的苦难。能够帮助冲刷苦难的只有法庭。”
作者：汤姆·弗斯洛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