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忠省长不认错的制度逻辑
制度不但靠事实说话，也靠逻辑说话。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内在逻辑，民主政体有民主政体的逻辑，专制有专制的逻辑。专制者不认错误，那是制度逻辑使然，专制体制认错之日，就是其体制寿终正寝之时。
苏联体制内领导人认错，苏联解体。东欧时期政治体制内领导人认错，东欧巨变。朝鲜政治体制内领导人不认错，家族政权就要传到第三代。毛泽东不认错，毛泽东时代只要反对毛泽东，甚至对毛泽东思想提出一点异议，轻者右派，重者精神与肉体双重毁灭，有遇罗克、张志新等人为证，毛泽东到死都不认错，还希望后继者邓小平永不翻案。
专制者不认错是因为体制的高度凝聚化。专制者的逻辑制度与人不分，国与家不分，党与国不分，党与政不分。党、国、家、政权、人高度一体化。反对人就是反对政权、反对国家、反对党。如果让专制者认错，那就等于制度错了，丢了专制者本人的脸面事小，丢了国体事大，丢了党的脸面事更大。所以专制者不会认错，不但不认错，而且一错到底，错了死不改悔。
专制者不认错是以意识形态作为精神支柱的。专制者的意识形态尽管千变万化，就一条不变，那就是政治永远正确。专制者不认错误是因为自己没错，阿伦特一语中的：“群众领袖的主要资格是永远无误;他绝不承认错误。”专制者以发现人类发展规律自居，以掌握科学理论相要挟，以能实现千年至福充当的承诺强占领路人、充当先锋队，以其正确逻辑钳制人的头脑和灵魂。专制者在宣传失效的时候就会侮辱常识，把常识视为异端。
专制者不认错有着群众的支持。希特勒就是利用“群众”的典型代表，他说：群众“就象女人……宁可屈从坚强的男人，也不愿意统治懦弱的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所折服，而不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决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含义。”这也正应了阿伦特的那句话：“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可能产生极权主义运动。”
专制者不认错，后继者平反。苏联曾经出现过多次平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错误的平反。中国也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进行了拨乱反正，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开拓了现代化的进程。平反的弊端在于平反者往往把前任者的错误归结于人而较少归结于制度。赫鲁晓夫在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时却没有从制度结构层面上进行反思并进行制度建设，后继者仍然是专制，只是专制的强度不及前人。邓小平认识到制度结构问题又因深受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约束，政治体制改革也因此停滞不前。
专制者不认错，只有腐败分子的忏悔。中国的腐败分子都有一个规律，在位时不认错，被抓腐败现行时总是不停地忏悔，其忏悔的内容五花八门，比如陈良宇的三个对不起(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党的培养，对不起人民)颇具代表性，重庆的文强说的话也足够雷人，后悔没听某个领导的话。腐败分子忏悔的过程中很少有从制度上去找原因的，只有慕绥新说了句“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但到目前为止还没听说有一个腐败分子希望加强中国的民主宪政制度的。看来民主宪政制度能刨腐败分子的祖坟，断了别人的路，腐败分子在这方面还真是有点自我献身的精神，抓了我一个，毁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前腐后继。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后来人就大大减少了。
李鸿忠省长认不认错，要看人，更要看制度逻辑。如果是民主制度，总统错了都认错，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拉裢门作例证。如果是专制制度，那就不可能认错。中国正处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转型的过程中，往民主的路上走，新闻就是自由的，李省长及其它省的省长们就得逐渐认可新闻自由，认可新闻自由的鞭子不断地抽向所有的官员们，所以李鸿忠认错就有标志性意义。走回专制的路，李鸿忠不认错，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是对号称人民当家作主制度的极大讽刺。这可如何是好，感觉李省长无路可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李省长也真是进退难。
作者：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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